摘要: 照相机最基本的功能应该是记录,今天记录下来明天就会成为历史。我们应该自己给自己掌着舵,千万不要跟风,因为跟风永远都是重复别人的脚印,没有刺激感,吃嚼过的馍,没滋味。

焦波:永远不跟风  嚼自己的馍

  孙振军| 三门峡市摄影家协会主席、三沙市荣誉摄影师、摄影评论家、首届中国(三门峡)白天鹅·野生动物摄影大展艺术总监。曾在海军南海舰队、西沙群岛服役,并从事新闻与摄影工作。在南方周末、人民摄影报、中国摄影报发表多篇评论文章。出版过多部专著。

  焦波摄影家,纪录片导演。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摄影记者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。2010 年荣获香港摄影展览摄影终身成就奖,2016 年获得“十杰人民摄影家”称号,获得中国摄影个人成就最高奖金像奖。出版画册《俺爹俺娘》、拍摄19 集纪实电视连续剧《俺爹俺娘》、纪录电影《乡村里的中国》等。

  我从父亲做木工,母亲推石磨的经历中学会了坚韧的习性、做人的道理和朴素的哲学,让我受益终生。

  孙振军:谈一谈你从事摄影的经历吧,这可能是读者、观众很希望听到的。

  焦波:我是鲁中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孩子,我父亲是木工,我从十二三岁时跟着父亲拉大锯,年年寒暑假都是干这活。 但“拉锯,拉锯,你来我去”,就一个动作在重复,我就有些受不了。父亲说,木匠行里有句话叫“百日斧子千日锛,大锯只需一早晨”,拉大锯虽最容易学,但学木匠要拉三年大锯,这三年主要是让你磨磨性子,让你懂得一个道理:锯是一锯一锯地拉,路是一步一步地走。把性子磨踏实了,干事就不图虚。

  我母亲推石磨磨煎饼糊。母亲只有一米五多高,三寸金莲的小脚,经常一个人把一大盆粮食磨完了。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,问:“娘,你在推磨的时候是怎么想的?”母亲平静地说:“俺也没想什么,反正就是抱着磨棍使劲往前走,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嘛。”

  母亲的推石磨和父亲说的拉大锯的道理非常相似。他们用这些看似简单,但却十分深刻的道理教育我,让我在人生的路上走得稳当、踏实。这些道理对我的摄影道路影响甚远。

  我中学是在淄博二中上的,高中没怎么上,回乡务农当木匠了。后来到师范培训了半年,之后到淄博师专进修两年。毕业后考入淄博日报社做摄影记者。

1974年6月8日,爹娘的合影,这是爹娘最早的照片。

  下乡教学期间,我娶了学校最漂亮的女老师,也“娶”到了一台高级照相机。

  孙振军:你在上学、在农村生活,乃至被推荐到教师队伍里进修学习期间,谁对你做过摄影的启蒙?

  焦波:我在师范培训半年后,被分配到偏远的山区李家公社教学,学校十来个老师全是男的。之后从济南分来了7名师范生,全是女孩,我们称她们为“七朵金花”。这女孩当中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我现在的太太,叫夏立群。那时我跟她谈恋爱,除了她的漂亮吸引我以外,还看中了她手中的高级照相机,蔡司的。后来知道这是她爸爸在战场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。她父母都是军人。于是,我有了学摄影的这台相机。

  那时胶卷要让回城的老师带到一百多公里的城里冲洗、印相。一次,我和女友拿着相机拍照相互留影,我突然想到我父母还没有照过一张相,就带着女友到我家,给我父母拍了张照片。那是1974年6月8日,现在父母最年轻的影像就是那张合影。

  到报社当摄影记者,我觉得起步晚,就加倍地努力拍照,还尝试创新,经常把照片拍得和别人不一样,也把文字写得和别人不一样。

  孙振军:后来,你怎么从教育系统来到《淄博日报》?

  焦波:由于工作突出,我调到博山区教育局,又调到了教育局教学仪器站干站长,还分配给一台照相机。我就用这台相机到各个学校去拍照片投到《淄博日报》,结果投的第一张照片就发表了。有一年,淄博教育学院招生,我应试以超过分数线0.5分的优势被录取了。上学的两年里我成立了摄影协会,领着大家拍照片。有一张照片在全国大学生摄影比赛中获得二等奖,还有一幅在《中国日报》发表并评为年度最佳照片。毕业前我考入了《淄博日报》当摄影记者。

  孙振军:在报社做摄影记者时,你的具体工作是干啥?

  焦波:工作就是天天拍照片。当时报社给我买了一台尼康Fm2相机,一个 35-105的变焦镜头,这台相机跟了我10年。当时我觉得起步晚了,就加倍地努力拍照,还尝试创新,经常把照片拍得和别人不一样,也经常把文字写得和别人不一样。

1998年,84岁的娘在拾麦穗。

  随着年龄的增长,父母在一天天变老。看到别人到处拍老头老太太,我想我的父母无论长相和个性也很有特点,我为什么非要去拍别人呢。九十年代是我拍摄爹娘最多的年代,也是《俺爹俺娘》走向成熟的年代。

  孙振军:接下来说说《俺爹俺娘》吧。从1974年6月8日你给父母拍第一张照片到萌发出专题书《俺爹俺娘》,你从什么时候有这个念头的?来自于什么契机或者灵感?

  焦波:我从小就是一个心思很重的孩子,特别经受不了父母以后离去的这个现实,但是毕竟老人终究是要走的,所以这个心就越来越重,没办法,就多给他们拍照片吧,用镜头留住爹娘。我珍视这些照片,1974年6月8日给爹娘拍的第一张照片,我就在照片后面记下了这个日子。

  另外,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发现镜头里的父母一天一天变老,看到别人到处拍老头老太太,我就想我的父母无论长相和个性也很有特点,我为什么非要去拍别人呢,于是我就不断回家去拍。

  在市里工作时我每周都要回去帮父亲干农活,那时候我一边干农活一边拍照,我父亲就骂我说,“你是要饭的牵着个猴子——玩心不退。”给他拍的照片发表了,他觉得很高兴,管摄影叫做捏影,觉得捏影比照相更有艺术。

  孙振军:和你同时代有照相机的人也很多,想把父母在这个世界上挽留得更久一些,这个情感肯定很多人都有。但很多摄影人没有这样的行为,而你有了。

  焦波:我对这种行为的理解是,我一定要多拍,都保留下来,以后这些照片就会组成一部小电影留给后代。我爷爷就留下一张照片,我奶奶一张照片也没留下,所以我要将我父母感动我的一些画面拍下来,留给后代。

  1988年我拍了一个专题:一个山村极为缺水,老百姓抱着被子在泉边睡觉等水。因为我的报道,政府给这个村打了口井,我又跟踪报道,拍下了水井出水、村民喜笑颜开的画面。形成了一个图片故事,影响很大。以后开始不断做这样的专题摄影,曾经做了几十个百姓故事。同时,我觉得把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,可能就是一个大专题创作,而且这个创作会更加融入我的感情。

  1994年,我到北京,在人民日报做海外版报道。我平均两三个星期一个版面刊出一个百姓故事。1996年一年,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258张照片,这大大锻炼了我以图片的形式来讲述百姓故事能力。同时,九十年代也是我拍摄爹娘最多的年代,也是《俺爹俺娘》走向成熟的年代。

  孙振军:就《俺爹俺娘》这本书来说,我个人的观点,它的技术性、艺术性还有学术性是比较薄弱的,但是它有感情、亲情和真情,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方面,不知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?

  焦波:对,我同意。我特别同意你说的我的技术性、艺术性还有学术性比较弱这几点,我在瞬间构图抓拍这一点更弱。

  我到北京工作后曾有一个时段很苦恼,觉得怎么都赶不上一些大家。《大众摄影》一位编辑叫王大莉,她告诉我,你不能拿自己的弱项和别人的强项相比,这样比永远比不上人家的,你的强项是拍图片故事,发挥自己的强项就能成功。

  我拍父母那么多年,从没想过这些片子可以获奖、参加展览,只不过最后觉得时机成熟了,想让父母生前能看到我给他们拍的照片挂到美术馆里,所以199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做了《俺爹俺娘》摄影展,我父母去剪的彩,从此就出名了。

  孙振军:如果说以近距离身边人为拍摄对象的这一模式是成功的,那么别人能不能够复制这个模式?

  焦波:我觉得如果别人复制的话,也不是不可能,但必须要坚持。别人会拍得更好,技术会更棒,但是他的韧劲未必比我强。我想提醒的是不要炫耀技术,更重要的是需要了解父母,懂得父母,要抓拍感动你的瞬间。本来父母的形象在儿女心中都是伟大的,所以不能太刻意地去炫技,那样拍出的爹娘就不是你的爹娘了,就是艺术化的人物了。别人看了我的爹娘照片,都说他的父母就是这样,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是这样,他们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老人。

1998年,娘的老柜子是她的的陪嫁品,也是姥姥的陪嫁品。

  照相机最基本的功能应该是记录,今天记录下来明天就会成为历史。我们应该自己给自己掌着舵,千万不要跟风,因为跟风永远都是重复别人的脚印,没有刺激感,吃嚼过的馍,没滋味。

  孙振军:作为国内外很有声望的摄影家,站在你个人的角度,能不能谈谈当前我们摄影人存在哪些普遍性共性的问题,哪些路子是对的?

  焦波:我不排斥风光摄影,不排斥艺术摄影,包括广告摄影,他们都做得非常好,但从我的角度来说,一个是我做不来,再就是我不想去做这些,我喜欢更多地记录社会生活。

  我觉得照相机最基本的功能应该是记录。记录社会、记录家庭、记录社会的方方面面。只要是能把身边的东西记录下来,今天记录下来明天就会成为历史。

  但我反对一些摄影人,每年春天去一个地方拍油菜花,秋天又去一个地方拍红叶。一条美丽的河,上百人都去拍河上的一条船,拍出来的都一个样。我见过很多朋友10年、20年几乎都这样,拍了几万张照片都是一个样,却拿不出几张像样的。我就想为什么大家不去拍风光中的人呢,每一个人、每一天都不一样啊!为什么大家就不去拍拍那船上的船公生活呢?还是人的生活精彩啊!

  孙振军:现在有些摄影家,包括一些摄影组织、摄影机构,把一些纪实摄影也搞得纪实沙龙化了,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?

  焦波:我不喜欢这样,纪实摄影应该是一种心灵感知的东西,把社会真实发生的、尤其是那些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才有意义。如果把它沙龙化,有点太赶时髦了。

  纪实就是纪实,就是实实在在的纪实。

  我们自己应该给自己掌着舵,千万不要跟风,因为跟风永远都是重复别人的脚印,没有刺激感,吃嚼过的馍,没滋味。你要学会自己尝试,认准一个东西后不要管别人说什么都坚持干下去。我在大学授课时经常跟学生建议,你从报到那一天开始,用相机拍你的宿舍、宿舍里的人,四年后,到毕业时他们将有多大的变化啊。这样拍摄下来就会拍成一部大书。

1999年,娘病重时,爹爹一直侍候着她。

  纪录片是声音、画面综合手段的艺术,比摄影内容更丰富一些。我觉得活动的影像有时候比静止的照片更能够展示自己的想法,也是另一种传播形式。

  孙振军:听说你现在在做纪录片,为什么转行了?

  焦波:拍摄《俺爹俺娘》时,拍着拍着,我有了拍纪录片的想法。纪录片是声音、画面综合手段的艺术,比摄影内容更丰富一些。我觉得活动的影像有时候比静止的照片更能够展示自己的一些想法,也是另一种传播形式,让老百姓看纪录片比看几张照片更容易接受。

  20年前,我就想买台DV拍爹娘,当时白岩松在我家采访,我请教他时,他说:“焦波,你赶快拍,再不拍就没了。”这句话触动了我。回北京后我就买了台DV,坚持拍了七八年,所以我不但给爹娘留下了一万多张照片,还留下了他们六七百个小时的录像。于是成就了一个影展、几本书、一部纪录电影,还有一部纪实的电视连续剧,真正实现了当年“用镜头留住俺爹俺娘”的初衷。

  还有就是我之前所说,我在摄影界拍摄技术可能达不到别人的那种精彩,但我可以根据现实生活构思一个故事,把故事拍得精彩,这是我的强项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能准确认识自己适合干什么是不容易的。认识对了,就成功了一半。

  2002年,我拍的第一个纪录片叫《哑巴的正月》。 2012年,我带领5名平均年龄不足21岁的学生在沂蒙山一个山村驻扎373天,拍了一部纪录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,获得国家电影最高奖华表奖等22个大奖。

  去年又拍了《大众村》《淘宝村》《五世同堂》几部纪录电影,拍摄时间都在一年以上。这几天刚结束在遵义一个山村蹲守一年,记录脱贫攻坚的纪录电影《出山记》。

  摄影与纪录片不同的是,图片摄影师是专注抓取典型瞬间,纪录片摄影师时刻在想如何用流动的镜头讲好一段故事。我觉得,摄影人对拍照片和拍视频都要尝试一下,这两种思维可以合理分工与合作。

  孙振军:你觉得从摄影转到拍纪录片,需要哪些方面的转变?

  焦波:我觉得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转变:

  第一,器材的转变。这个容易,几万最多十来万块钱就能买到比较好的摄像机。现在单反相机都能拍高清视频,佳能5D4能拍4k了。六年前,我们就用佳能5D2拍了一部长纪录片《北川敬老院》,效果很好。不过要考虑录音,因为声音是纪录片和视频同等重要的因素。

  第二,创作思维的转变,摄影是展现瞬间,纪录片是讲故事。创作前和拍摄中的谋篇布局很重要,故事要有开端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局,故事节奏讲究起承转合,和专题摄影的思维差不多。

  第三,摄影功能的转变。图片摄影师是专注抓取典型瞬间,纪录片摄影师时刻在想如何用流动的镜头讲好一段故事。

  第四,创作时间态度的转变。摄影需要下时间功夫,但有时也有成功的偶然性,有的人偶尔碰上好时机拍一张照片就能吃一辈子。但纪录片没有这种偶然性,纪录片人更要耐得住性子,耐得住寂寞,一个作品,要拍一年、两年,甚至拍三年、五年。纪录电影《俺爹俺娘》我用了30年,《汶川地震孤儿》我已经拍了9年,明年地震十周年时再拿出来。

  第五,惧怕畏难情绪要转变。有的朋友想做纪录片,但又怕做不好。我想说,纪录片也没什么高不可攀,我们摄影人有做好纪录片包括电影的基础。张艺谋从摄影师转入电影导演成功了。咱也任性嘚瑟一下,我退休后才从摄影师转入纪录片导演,也算小成功吧!朋友们,你们的条件比我强!

  第六,两种思维的合理分工与合作。我觉得,摄影人对拍照片和拍视频都要尝试一下。十几年前,中国传媒大学朱羽君教授说我是中国摄影界第一个一手拿相机、一手拿DV的人。我觉得这种选择对了。理由是:碰上一个人物或者事件,适合拍照片时就拍照片,适合拍纪录片时就拍纪录片。当然也会有双丰收的情况,“搂草打兔子——摄影摄像两不误”。


原刊于人民摄影报2017年9月20日第38期5版


焦波作品

1998年,庙会。

1997年,老学堂和老校友。

1997年,三个女人一台戏。

1987年,采石姑娘。

1990年,推老人赶集的汉子。

1978年,杀猪过年。

1986年,农妇在集市上摊煎饼。

1998年,庙会。

1989年,开山工地。

1987年,进城的礼仪小姐。

1987年,学校小学生。

1984年,养黄牛和开“铁牛”的爷俩。

1988年,奶奶与孙子。

1986年,村里的老人。

1988年,上工路上。

1988年,离家多年的游子回乡探亲。

1998年,庙会上的锣鼓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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